本次项目的合作伙伴名叫Richard Westwood，跟他认识和交往是在陈沓研究生毕业以后为第一个雇主干活的时候。

 

那时候的美国如日中天，虽然冷战没有斯大林格勒或者中途岛海战一样两军主力的对决，但是美国人民在赢得了这么一场打了四十多年的战争的胜利以后，那感觉还是非常的辉煌。

 

冷战结束了，唯一幸存的超级大国，留那么多核弹头什么的干活？于是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经常开这种什么峰会。陈沓也学会了这么一个英语单词叫Summit。

 

某一次峰会以后，美国和这个什么前苏联后俄国的团体开始商量削减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哥俩好啊，八匹马呀，七个巧呀，四季财呀……”在一阵热闹的喧哗之后，双方都答应把好几百枚导弹从发射架上取下来，运到仓库里去。

 

刚从环境保护专业毕业，没家没口的陈沓被老板派到南达科他州的澳斯沃尔斯和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去参加环境评估。这评估也就是把发射架周围的土壤采样分析，看看核弹头运走以后，是否发射架周围的土地受杀虫剂和除草剂的影响中毒太深，是否还能反璞归真归为农田使用。

 

一个个导弹发射场埋在地下的部分看不见，露在地上的部分就跟一个小型的变电所差不多。在一片茫茫的草原中一条窄窄的石子路，引到一片20×20，400平方米左右的铁丝网围着的人类给大自然留下的手笔。铁丝网中最显眼的是一个水泥平台，上面好像有一口倒扣着的锅，再加上几根竖着的铁杆。平台的周围是一层碎石头粒儿，里边夹着短短的被农药控制着的杂草。

 

作为环境地质工作者，陈沓和他的同事们的任务是：拿出罗盘，找出东南西北，然后在野外笔记本上，画上个箭头指向北方，再记录岩石、土壤、植被的情况，再画几张示意图，标名水流的方向，最后照几张照片，然后开始干体力活。

 

这体力活包括拿着像做蜂窝煤一样的小钢桶，再加上一个在花园里种花的小铁锹，装模作样的挖点土，放到玻璃瓶子里，标上年月日、采样人，收到野餐用的小冰柜里，填几张表，准备拿到实验室去化验。

 

这么一项意义重大的为世界敲响和平钟声的拆卸核弹头的任务，自然招来了不少旁观者和领导同志们的重视。每一个采样小组，配备两名非军方的环境工作人员，诸如陈沓和他的同一公司的同事们，两名空军战士作为向导，再加上一名工兵军团的工程师。

 

最逗的是，不知道从哪儿还冒出来一批高级军官，再加上一批高级民主人士，往来穿梭，视察工作，好像陈沓小时候在中国见到的爱国卫生运动大扫除工作检查团。当领导同志们来到采样现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二十个人看着一两个人把一小勺小勺的土壤放进一个个酱油瓶大小的玻璃容器中。这一片抓革命促生产的景象，简直使周围的核弹头都感到温暖。

 

领导们既然没事就得跟大家显摆显摆美国式的幽默，这叫水平。谁开的玩笑不管好笑不好笑，能引起更多的人发笑，这人的军衔就一定高。陪着这些军方代表的还有陈沓他们公司总部派来的非军方代表，一个个也不甘落后。

 

一个叫Po Thomson的老技术员满脸堆笑的在那儿说：“哎留神了留神了，你们采样的怎么……那土里怎么有只蚯蚓啊？该死的蚯蚓，本来这导弹是瞄准俄国的，现在因为这只虫可能就打到中国去了。”

 

说完这话以后，他自悔失言，仿佛觉得要引起世界大战，于是又跑到陈沓跟前去说：“对不起，David！”

 

陈沓说：“没关系，你不就是在开玩笑嘛。”心里想：这美国的土拨鼠也很可怜，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了，可是为了虚伪的旧礼教还是得去立块牌子。此地无银三百两，邻人阿二不曾偷。你从美国来，我从中国来，你激怒了我也挑不起世界大战啦。明明是个小老百姓，还以为自己有多大能量，能挑起国际争端？看来这世界上“乔石抓人也不抓你”的那种人也真是分布太普遍了。

 

另一个给陈沓留下深刻印象的检查团成员叫Richard Westwood，他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要过采样者手中的小勺子，把玩把玩，比划比划，“喏，这样，这样，这样……知道吧，应该这样。”

 

旁边的摄影师咔嚓咔嚓咔嚓，一口气摄下了一连串的照片，准备在发表的时候在旁边标上注脚：老工人Richard Westwood耐心的指导青年科学工作者苦练土壤标本采集基本功。

 

后来这个Richard仿佛感觉在这么没有技术性的动作上指手划脚，是有点侮辱陈沓的人格，于是又拿出了人性中虚伪的一面。当摄影师和大家都走开以后他悄悄地对陈沓说：“对不起David，我不得不这么做，我拷，谁叫我是你们这个项目所谓的项目经理呢，有的时候我也得装装样子不是？”

 

陈沓听见他那么诚恳的交心，于是也想给他来两句江湖上的客套，可是自己英语水平不高，不知道怎么回答，竟用出了办公室常用的官腔说：“Oh，that’s all right，please fell free to……”想不出后面的单词，于是他就用两个手着急地比划。

 

Westwood 老练的接过话头说：“Please feel free to point out things? All right!!!”

 

这段对话好像一个年轻人紧张地说：“请领导多多指指指……”老练的领导说：“请领导多多指教？你小子行啊！”

 

这领导和小同志逗逗乐以后，又去追那群更多领导的检查团去了。

 

在检查团离开以后，清静的导弹发射架边又只剩下五个人，两个年轻的空军战士在一旁漫不经意的聊天，时不时地拣起小石头子，扔过来扔过去，有空的时候他们瞟过来一眼看那些不穿军装的人都在干什么，这是首长交给他们的任务。不穿军装的人中有一个工兵军团的干部，在野外笔记本上认真的记着什么。另外两个人就是陈沓和他的同事，叫Mark Rambo。

 

Rambo这种姓，翻译成中文就是兰博，就像那史泰龙演过的电影《第一滴血》里边的兰博一样。不过那位兰博是个满身疙瘩肉的特种兵，而眼前这位兰博是个糟老头子，不，其实严格的说应该是个刚离了婚两眼无神的中年男人。

 

看着眼前这么一位毫无英雄本色的兰博，陈沓便想起自己年轻时学英语的一个误区而感到可笑，有的英语歌是用女孩子的名字命名的，比如：“Oh Carol，I’m but a fool，darling I love you though you treat me cruel” 这首歌叫《Carol》。

 

后来让香港人追上了英语文化，于是就有了“Linda, Linda，Linda, Linda, 可不可 不要走…”这首歌叫《Linda》。

 

可是后来想一想，在没在平凡的生活中见到兰博、琳达或者卡罗之前，看看电影或者听听歌，这些名字经常使人想起美好的图像，可那些图像中的帅哥、美女很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变成了老头、傻女、肥婆，差他个十万八千里。

 

好在陈沓并不只是为了看健美比赛或者演唱会而出国的，父老乡亲们曾经嘱咐他，到美国去看一看超级大国跟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同辈的人嘱咐他去找三样东西：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梦中的橄榄树和美国文化中的烟屁股。

 

眼前的这位地质队友兰博，虽然肌肉已经萎缩了，但是毕竟有了一把年纪，学问不少，对陈沓在美国的旅程开始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当两个人驾着车，从一个导弹发射场驶向另一个导弹发射场的时候，陈沓问他：“唉老兄，你说埋在这地下的中程导弹，为什么要叫minuteman？”

 

这位马克·兰博回答说：“噢，minute是分钟的意思，man就是男人的意思。在美国革命的时候，在莱克星顿那附近，有一批民兵，他们按故事上说应该是几分钟之内就能集合完毕，所以他们把自己叫做minuteman。如果你今天到马萨诸塞州，你还会看到好多商店、学校的运动队还有地名，都是以这种minuteman命名的。我估计这些导弹就跟那些篮球队、橄榄球队一样，沿用那群民兵的名字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后来陈沓了解到，minuteman的另一层意思是招之即来，快速反应。由于冷战中心世界形势比较恶劣，美国军方把政策从 “mutual deterrence” 转为 “mutual destruction”，相互威慑转为同归于尽，所以需要像minuteman一样的快速反应速度，才能真正做到同归于尽，否则被别人核打击了一下自己核不了别人，那不就白给了吗？

 

在学习了莱克星顿的枪声，了解了”Paul Revere”、”Concord”、”English are coming”等等说法以后，陈沓开始向兰博老兄讨教美国历任总统。先给这位马克·兰博塞了个马屁：“Mark，你这么有文化，看来你一定记得美国历任总统吧？”

 

不出所料，他果然记得：George Washington、John Adams、Thomas Jefferson、James Madison、James Monroe、John Quincy Adams……陈沓就跟着记下了那么多，后面的记忆就不是连续的了。

 

George Washington是美国的开国总统；John Adams和Thomas Jefferson在美国革命的时候写了很多文章，Jefferson起草了独立宣言，这两位凭着坚强的意志活到了同年同月同日死，而且是去世在一个美国国庆节的7月4日；James Madison是美国宪法的重要作者；James Monroe提出过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中文历史书上翻译成“门罗宣言”，但是James Monroe跟Marilyn Monroe（玛丽莲·梦露）其实是同一个姓，他们五百年前是一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把门罗宣言翻译成梦露宣言？第六任总统John Quincy Adams是第二任总统John Adams的儿子。前几任美国总统按照惯例经常是后一位续位给前一位做国务卿，然后做总统。

 

马克·兰博一口气给陈沓从华盛顿讲到克林顿，中间只打了几个停顿，陈沓这次是打心里真正的佩服，说：“你记得这么全，不容易吧？”

 

“啊……没什么啊，我小时候背过。以后你孩子上学了，你自然而然会跟着记的。”

 

停了一会儿，兰博老兄问陈沓：“你是从俄亥俄来的吧？俄亥俄产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多的总统，可是都是一些被人遗忘的总统，唯一一个不被人怎么忘掉的是格兰特，就是内战里面那个格兰特将军。可他的那届政府被评为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之一。”

 

陈沓虽然是一个入乡随俗的人，但是听别人说他是从俄亥俄来的毕竟觉得有点别扭，于是说：“我不能算俄亥俄来的，我对那儿什么都不了解。就好像吧，咱们俩同在这名叫废物回收的母公司工作，你是从双子城的办公室来的，我是从辛辛那提的办公室来的。如果我说你是明尼苏达来的，可能不对吧？你是明尼苏达来的吗？”

 

兰博说：“我不能算明尼苏达来的，到那儿只是为了工作。我生长在伊利诺伊州，上的大学也是……嗯哼……Excuse me，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我们那个时候学地质的出来最好的出路就是去搞石油，你们现在都变了吧？现在学地质出来最好的出路可能是搞环境，硕士毕业我估计是三万左右吧。”

 

陈沓说：“对，在中西部，我们这一届就是两万五到三万五都有。”

 

兰博骄傲地回忆说：“我毕业的时候拿了四万，那是十年前的四万。后来我跟绝大多数同龄美国人一样，追求了一把物质上的享受，买了欧洲车，买了一幢大房子，娶了一房媳妇，生了两个孩子，最近又刚离了婚。别的都没什么，只是可怜我那两个孩子，Adam和Sarah……”说着说着，这个不像《第一滴血》的兰博的兰博流下了第一滴眼泪。

 

陈沓曾经在某杂志上读过某科学家说过：“当一个人哭的时候，最好的制止方法是转移他的注意力。”于是说：“我告诉你我的家乡吧，她叫贵阳。在中国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大概有一百万人口吧。”

 

“什……什……什么？一百万人口还是个比较小的城市？”兰博用美国的观念衡量着中国的人口：“那你们那附近都有些什么大城市啊？我看我听说过没有。”

 

陈沓想了一想，先问起成都，兰博没听说过；想了一想又问起重庆，并且提醒他：“我刚刚读过一本小说，叫《A Seperate Peace》，里面把它翻译成Chungking。”

 

兰博顺嘴说：“好像有一点印象，不过还是没一个概念这城市到底在哪儿。”

 

跟众多的美国人一样，经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美国人早就忘了中国人跟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曾经是过盟友，也忘了陪都这样的首善之区。

 

最后陈沓把贵阳定点为一个离上海大概八百到一千英里、离北京一千到一千五百英里的地方，马克·兰蓝博才说心里有了一点概念：“看来你真是一个从偏远地区来的，我们干这一行的，看来是离不开跟偏远地区打交道了，总得去嘛。”

 

于是在后来的驾车、采样、采样、驾车、驾车、采样、采样、驾车……的地质队员的生活中，他们开始把话题转到了地质队员的专业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