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总有那么一些学地质的学生对他们的专业不太那么热爱。

兰博又开始想到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觉得出野外太多是家庭分裂的原因之一。陈沓随声附和说干地质这一行的，是不容易保持家庭的稳定。

在八十年代末，中国的大学里曾经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好男不娶外文女，好女不嫁地质郎。陈沓心想：这兰博老兄可是两大忌讳都犯了，自己是个地质郎，还偏娶了一个英语流利的女孩，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吗？不过这种说法还没办法翻译成英文。再说如果说了，兰博老兄脸上也挂不住啊。

于是陈沓安慰兰博说：“哎……有些事就是没法控制的。不过你看你前几年过着富人的生活，做富人是有代价的，生活在快道上，快车、快女，来得快，去得也快。”

陈沓用前两天出野外时在汽车旅馆录像上刚学到的俏皮话说：“Driving on the fast lane，fast cash，fast women，everything comes fast and goes fast。”

兰博老兄被逗乐了，苦笑着说：“呵呵，我？还富人……你的英语里面还是有些用词不当。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会说我是富人，快车、快女，形容富人，那也是贩毒发财的富人。”

想想自己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应该在中国拿七八十块钱人民币，陈沓意识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和超级大国的人民在财富上的思想意识是不一样。于是请教说：“你八十年代初一年拿四万美金，如果你还哭穷的话，那你说什么样的人才算富人呢？”

“啊富人嘛，我看那些体育明星、电影明星，呃……还有模特，总之，总之那些不用天天准时去上班，而且不用为生活发愁的人，那可能才叫富人吧。至于拿工资的人嘛，即使像我们老板拿那么多，也只能算是上层的中产阶级。”

望着窗外高速公路旁嗖嗖掠过的风景，陈沓想：这就是差别啊！

想起自己离开祖国的时候，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只有拥挤的铁路和两条基本上是一上去就得下来的短短的高速公路，而且这高速公路还在北京和上海附近。再看看美国，地图上看，高速公路密密麻麻到处都是不说，连这地质队员和核弹头出没的边远偏僻的地方，也离高速公路不远。

据说美国的高速公路网是在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突然一下完善的。修建高速公路网的目的是为了军用，能够很快实现军事上的东西大转移。但是五十年代以后，其实是整个二十世纪，除了 Pancho Villa 领着一帮胡子从墨西哥入侵过美国以外，在整个北美大地就没发生过什么战争。所以美国的高速公路网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为国民经济服务，要不然美国人买东西怎么那么方便呢？

在美国做地质队员比在中国也方便多了。在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地质队里还没有很多汽车，而且绝大多数地质队员不会开车，于是出野外的那天，年轻地质队员很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要打点好司机同志：“哎，杜师傅，刚才早饭还行吧？来来来，抽颗烟，哎！您别干那个，我来我来拿……”

司机同志也不是坏人，看着陈沓手里的云烟跟他兜里的一样，于是一边用舌头清理着牙缝里的美味佳肴，一边应答着：“呃呃……不客气，不客气，你们学生能有几个钱?抽我的，抽我的。”

“哎呀您就别客气啦，这是刘教授的经费，有那么一笔，都算进去啦。”

“噢，好好好。”杜师傅也不含糊，其实这是惯例，再说杜师傅也不是领导同志，也不用注意影响，也不用说什么下不为例。

在出野外的过程中，年轻地质队员的另一项打点司机的任务，便是要陪司机同志说话，要不然司机同志睡着了，那不大家玩完吗？

说到陪杜师傅说话，一帮学子教授们非得用上车轮战才能应付。杜师傅同志说起话来，几个小时一点不累，陪他说话的年轻人们经常说一会儿在车上颠一颠然后就打瞌睡。不过杜师傅谈起话来并非天下第一流高手，所以他的招数很快又跟程咬金、孟良一样从头来了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我这车，是科学院专为八零五项目买的，性能好。”

“哦，性能不错，是吧？”

“底盘高！丰田公司专门加高。”

“噢，你这车其实开得也稳，也很快，是吧？”

“快！每小时最快能开到两百公里！那次在新疆，有一警察他妈的约好了跟我赛，他一警车都没赛过我。”

杜师傅理不清楚坐在副司机座位上和坐在替补席上的这些陪同谈话的年轻人们谁是谁，所以不断地重放这段录音，也不管他说过了多少遍。当刘教授来陪他谈话的时候，他稍微有点收敛，谈话的内容会有所改变。他会跟刘教授套近乎，说如果需要的时候，他会“开车帮你干嘛干嘛”，或者“开车送你去哪去哪”，比如“开车请你去吃饭”、“开车到野外去采样”。

这样的句型在美式英语里是无法翻译的，既然请人吃饭，车总是开着的，所以“开车”这个单词就不用说了，不开车是特例；既然出野外总得要开车，所以“开车”这个单词也不用说了，除非某家住在矿井里，那可以强调我不用开车就到了野外采样地。

在美国的地质队里没有司机这一职位，既然大家在十六岁以后都是把驾驶执照当身份证使用，那么所有的地质队员都被认为是司机，偶尔会有女队员得到一点照顾，领导们会问她们：会不会开手动车？男队员嘛，则会被领导认为：不会可以现学嘛。有些女队员不干了，认为这是性别歧视，陈沓也就不想提醒领导给他一点国别歧视了。杜丘不是从北海道把飞机飞到了东京吗？现代化的机械岂不是操作程序越来越简单？

到野外的时候，多大的机械在苍茫大地上也经常是轻于鸿毛，偶尔失去控制也翻不了什么大浪，再说身边还有有经验的工友呢。只要入乡随俗，虚心学习，进步是会有的，猪鼻子插葱装大象那是太难了点，但是简单的蒙人经常是可行的。

在地质队里，另一件需要做的入乡随俗的事，就是得跟着大家一起抱怨做地质队员的辛苦。到了晚上，几个地质小组合在一起吃饭，顺便聊聊白天发生的有趣的事。

“哎哟，今天监督我们采样那工兵军团的哥们儿真是发疯了，说什么头发会污染土壤样品，偏叫我把头发掖到帽子里去。我说你怎么不把胡子刮一刮呀？他还说啦：‘如果我离土壤样品近一点的话，我会马上去买一把剃须刀。’瞧他那德性劲儿！”

说这话的女地质队员名叫Karen Bryan，用中国大陆的中文翻译她的名字就叫卡伦·布莱恩，用台湾或香港的繁体中文翻译她的名字就叫”可抡·不抡”，好像一个女子垒球运动员。

另一个采样组里两个年轻的地质队员Mark Dressler和Joe Junker，说起了他们在白天遇上的新鲜事：“我跟Joey今天在路上可是倒了血霉了，在南达科他还遇上堵车，不是被货车、卡车、老爷车给堵了，是被耗牛给堵了。”

Joe Junker接下话头说：“就是，那些耗牛慢吞吞慢吞吞，大摇大摆地过了马路。他们刚走完吧，警察叔叔来了，我还发觉Dressler的啤酒瓶是打开的，我以为那警哥就是冲的那瓶啤酒来的，做好了撕票的准备，结果他不是。你猜怎么着？我们开的车车牌过期了！这穷地方鬼地方，那机场租车的小子也不勤快点，连个车牌都忘了延了还做生意，吓我们哥们一身冷汗。”

问起陈沓和马克·兰博一天遇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兰博说：“遇上了点不顺利的事，但没有不顺心。实际上是因祸得福，因为随行的空军战士不知道是忘带了发射场的密码还是钥匙，反正进不了门，他们还得亲自回基地去拿，因为这种事基地是不接受无线电通讯的。”

兰博最后说：“我们今天只去了一个发射场，剩下的时间我们去了一趟Wall Drug，David看来很喜欢那个地方。”

作为这一群人中的领导的Richard Westwood，在这种时候得说两句不痛不痒的话。他面带微笑，慈善地看着陈沓说：“噢真的吗？David，Wall Drug真的很有特色，对吧？”

陈沓说：“对。我在中国的时候，对美国有两种印象：一种是摩天大楼、华尔街、繁忙的港口城市；另一种就像Wall Drug这样，小镇子，窄窄的街道，杂货店，杂货店前面拴马桩，小杂货店里卖的是牛仔帽、牛仔靴、左轮手枪，小镇子附近还有不少印地安人，我简直觉得走进了一部西部片的摄影棚。”

“啊，你们在中国还能看到西部片啊？”这是Mark Dressler的声音。

陈沓转过头来对他说：“看得不多，中央电视台跟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有约定。我在中国的时候，每星期天七点以后会放一部美国片，我看过约翰韦恩的《驿站车》，另一部叫《烽烟再起》。”

陈沓把自己记得的中文片名说给美国同事们听了以后，“Station carriage something……”很快使同事们正确地猜出了那部牛仔片的原名“Stagecoach”。而另一部片《烽烟再起》在被他翻译成“The battle starts again”，这下费劲了，同事们无论如何想不出是约翰韦恩的哪一部电影。最后陈沓把电影的情节简单地说了一遍之后，还是Richard Westwood见多识广，正确地猜出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Rio Lobo》，是一条以西班牙语命名的河流的名字。

兰博不紧不慢地开了一个干巴巴的玩笑：“我们今天白天在Wall Drug，David对我说，他在中国的时候对美国的了解多半是通过好莱坞得到的。我告诉他那是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负面宣传。好莱坞电影看得多的人一定以为大多数美国人都是疯子。”

Richard Westwood很喜欢这个玩笑，说：“对了对了，多放几部牛仔片，让世界人民都觉得美国人拔出枪来就同归于尽；多放几部警匪片，让世界人民都觉得美国人在街上开车从来不守交通规则。”

Mark Dressler 接过话题说：“是啊是啊，看见肠子肚子在街上飞，那你才觉得电影票钱没白花呢！”

Joey Junker更进一步：“我经常去看赛车，我都不记得谁赢了，我就记得谁撞了。”

最后还是女同志稍微非暴力一点，Karen Bryan打断大家的话说：“哎哟，听听你们，你们还觉得美国疯子少了吗？我看整个南达科他州就有不少疯子。什么Wall Drug，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都看见那公路旁边那牌子了吗？离Wall Drug还有一百英里，离Wall Drug还有六十英里，离Wall Drug还有五十英里，离Wall Drug还有二十英里，离Wall Drug还有一英里。我姐前些年参加和平军团去了一趟肯尼亚，听说那营房里南达科他州来的疯子还立了块牌子说：离Wall Drug还有八千英里。不就一破杂货店吗？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瞧这穷地方，我们来这每周干他七八十个小时的活，累都把我累死了。就这活，挖了土装瓶子，挖了土装瓶子，我看逮只猴子来都会干，用得着咱们上大学还拿什么硕士学位吗？”

Mark Dressler莽莽撞撞地说：“Karen，我同意你对我们工作的看法，但是你可不能小看Wall Drug。据我所知，Wal-Mart就是跟着Wall Drug命名的。”

他这话一说，引得在座的好几个人“卟哧”一下笑出声来。

马克·兰博以年纪最大的老同志身份纠正他说：“Wal-Mart是Wal-Mart，Wall Drug是Wall Drug，拼写都不一样，一个的Wall里面有两个l，一个的Wal里面只有一个l。”

作为年纪第二大的老同志的Richard Westwood，也给了Mark Dressler一点纠正：“这Wall Drug吧，他是跟着这个小城市Wall命名的；那个Wal-Mart，他是跟着阿肯色的小城市里面一个小财主命名的，那个财主叫Sam Walton。所以呢，你瞧，一个Wall是个地方，另一个Wal是个人。Wall Drug出名是在三十年代，Wal-Mart出名是在六七十年代。当然喽，把他们俩弄混了也不能全怪你，因为这两个地方出名以后呢，全国各大报纸、杂志都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好、山窝里能飞出金凤凰的典范，在全国范围内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推广。《时代周刊》、《纽约日报》、《华尔街时报》，谁没提到过它们，一不小心就让人弄混了。但是实际上呢，这Wal-Mart比Wall Drug，那规模大多啦。”

当大家在海阔天空地谈着Wall Drug和Wal-Mart的时候，Karen Bryan悄悄地走到了一个老式的音乐盒边，塞了几个硬币，然后回来笑眯眯地对大家说：“听听我选的音乐。”

这种被大家叫做Juke Box的高音喇叭的音乐盒里，传出了几个黑人男歌手幽默的歌声：

“

Take out the paper and trash，

or you don’t get no spending cash，

If you don’t scrub that kitchen floor，

you ain’t gonna rock-n-roll no more，

Yakety Yak

Don’t talk back!!!

”